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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在那里里厄医生每天出诊，量体温，统计数字，组织隔离—可死亡照样一天几百个。
制度在那里—市政府开会，讨论，发通告，下命令—可该慢的还是慢，该乱的还是乱。
电报在那里——可电报传出去的只是冰冷冷的死亡数字，不是驱散瘟疫的希望。
科学在那里—可科学解释不了为什么那个孩子死了，隔壁那个老头却活了下来。
【共和国最恐惧的，不是君主派复辟，而是被人民发现它无能为力。《鼠疫》说出了这个恐惧，并且没有给出任何安慰。】
这才是让拉弗雷真正愤怒的地方。
莱昂纳尔以前也批评过共和国：反对殖民政策，支持教育改革，骂过政客，讽刺过官僚————但那都是在共和国的信仰内批评。
你可以说殖民政策不对，但你仍然要相信共和国能改正；你可以说教育改革不够彻底，但你仍然要相信教育有用；你可以骂某个政客无耻，但你仍然要相信制度能把他换掉。
可《鼠疫》不一样—
它动摇了共和国最需要维护的一种信念：灾难可以通过理性、制度和进步被管理。
如果一场瘟疫就能让一座城市瘫痪，那铁路有什么用？电报有什么用？统计数字有什么用？
如果医生自己都不相信能战胜死亡，那医学有什么用？
如果共和国连一场瘟疫都对付不了，那它和旧王朝有什么区别？
拉弗雷没有把这些问题问出来，但每一个读过他文章的人，都听到了这些问题。
与此同时，教会的报纸也没有放过《鼠疫》。《宇宙报》的主编路易·弗约在一个整版评论里写道：
【《鼠疫》虽然没有把瘟疫的责任推给教会，甚至让帕纳卢神父死得像个圣徒，但却写出了没有教会也能活得像义人的人。
这比直接攻击我们更危险。因为他会让读者以为，信仰是不必要的。】
弗约的文章在教会内部引起了争论。
有些人认为他太软弱了，应该直接谴责《鼠疫》是无神论的宣言；另一些人则认为他说得对，这本书比无神论更危险。
但是巴黎教区的吉博大主教的态度却十分暖昧。他在一场布道中特地提到了《鼠疫》：「我还没有读完这部小说，不便评论。但我已经看到，它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人在苦难中如何保持尊严？
教会的回答是：靠信仰。索雷尔先生的回答似乎是：靠人自己。这个问题，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自己想清楚。」
这种不痛不痒的表态，反而让更多人想去读《鼠疫》。
出人意料的是，对《鼠疫》的批判最为激烈的，竟然是还在圣佩拉吉监狱服刑的保罗·拉法格他写了一篇长文，设法传递了出去，并刊登在了《平等报》上：
【索雷尔先生曾经站在工人一边，反对殖民，反对教会，反对君主。我们一直以为他是我们的人，可《鼠疫》让我们失望了。
他把瘟疫写成了一场没有敌人的战争：没有资本家在操纵鼠疫，没有政府在故意传播疾病，没有一个阶级在剥削另一个阶级。
在小说里，瘟疫就是瘟疫，一种自然现象。这等于告诉工人：你们的苦难不仅不是人造成的，而且是没有原因的。
那你们还反抗什么？如果把瘟疫比作资本主义，那医生和志愿队就是改良主义者，他们没有推翻制度，只是在修补漏洞。
鼠疫过去了，生活恢复原样，什么都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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