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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谁该当皇帝,要看谁当皇帝更适合灭辽【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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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兄此言差矣!我说太祖当年传位太宗,英明无比,还奠定了我大宋之所以不同于五代的根本所在,怎么就是谄谀之言了?陈兄你自己学问浅薄,见识不明,就不要酒后妄言了。”

赵子称被陈东怼了,也丝毫不气,说话依然有条不紊。他看得出来陈东已经喝多了,怎么会跟一个醉汉喷子计较呢。

陈东见他如此笃定,一时也有些懵逼,不好再铁口直断,当下只是大笑:“好好好!那我就看你如何说出个子丑寅卯来!纵然太祖传位太宗没错,也不至于被你说得如此英明、如此万利无害吧!”

赵子称已经组织好措辞,这才清了清嗓子,侃侃而谈:

“唐末乱世,短短五十年,纷纷扰扰,梁唐晋汉周,更替十五帝。社稷屡次倾覆,生灵有涂炭之祸,百姓有倒悬之急。天下四百军州,何处不是反复屠戮,白骨盈野?

我们如今之人,生于承平,长于安乐,又怎能理解当时百姓渴望尽快结束战乱、复归一统的急切?太祖代周之时,天下十国,尚存其八。国有长君,才能让文武放心用兵,尽快勘平乱世。

如若主少国疑,则文官定然投鼠忌器。纵然看到敌国兵少力微、中原正朔明明有能力平定之,但也忌惮武将立功后拥兵自重,而不令其出兵勘定。

而天下分裂之状哪怕只是多持续五年、十年,又要多死多少百姓?又有多少民脂民膏要被割据军阀敲骨吸髓、化作其自保的军资、让天下百姓多受多少苦?

当此之时,尽快结束战乱,才是天下之至德。真正天下为公的圣君人主,自然明白这个道理,明白即使是自己一脉子孙的荣辱富贵,也比不上这个至德,必须为这一至德让路。”

赵佶、陈东和另外俩太学生,听着赵子称这一番慷慨激扬、义正词严的大空话、光伟正言论,一时也有些混乱。

赵子称这番话,作为口号,当然是千对万对,极尽孟子以民为贵、以社稷为贵,然后才是君。这样的论述,宋朝士大夫其实也早有做过类似的,但跟他刚才说的又不完全一样。

远的不说,几十年前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最后就是写到宋代周、陈桥兵变,而后收尾的。

按司马光的论调,赵宋之所以和五代不一样,就是因为“陈桥兵变的改朝换代没有流血”,所以赵匡胤比五代时那些君主都更仁德,更得天命,大宋也因此长久。

司马光也提到后周最后主少国疑,但并没有觉得主少国疑本身就该亡国,该被取代。只是说“取代他的人做到了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就是有大德的”。

司马光的旧党学说,在宋徽宗时虽然已经式微,如今的蔡京打的是新党旗号,把王安石吹上了天的。

但司马光的一部分历史见解,尤其是他觉得本朝比五代更正统的原因,宋朝士子还是普遍接受的,朝廷也没不让教,连蔡京也是默许的。

因为也没有更好的学说来解释这一问题了,新党的人在治史这一块,水平确实不如司马光。

陈东等太学生,在这个问题上学的自然也是司马光的观点,他们懵逼了一会儿后,才梳理清楚赵子称观点和司马光明显不一样的地方,陈东这才反驳道:

“赵兄此言,莫非太过危言耸听了?按赵兄的说法,主少国疑难道就该被取代?那本朝后来立少主的也并非没有,也没见有什么变故,先帝便是……”

陈东因为已经喝多了,刚才这番话他也组织不清楚,是跟身边两个同学一起讨论后才说出来的。那俩同学脑子比他清醒,但胆子不够大,这才没敢亲自辩论这么劲爆的话题。

而陈东也是说到一半,意识到自己过于大胆了,所以说到“先帝”之后就止住了,但言外之意谁都听得懂。

所谓先帝,自然是赵佶的亲哥哥宋哲宗了。宋哲宗是九岁登基的,比当年后周末代的周恭帝柴宗训七岁登基,也大不了多少。如果赵子称非要说皇帝年纪小就是原罪,那可是犯了大忌讳的。

对于这一层反驳,赵子称倒是毫不担心,立刻提醒对手要分情况讨论:

“此一时,彼一时也!诸位听话未免断章取义了,我何时说过主少国疑便是原罪?

我说的是,当天下尚未一统,百姓陷于战乱时,主少国疑会导致天下百姓受更多的苦。而一家一姓的荣辱,与天下百姓的困苦相比,又何足挂齿?

太祖皇帝当年便是因为有如此天下为公的至公之心,才在肇基践祚之初便立下金匮之盟,以示他与周世宗的不同。如果太祖当年不被黄袍加身,周恭帝未来有没有可能一统天下?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无法回答。

但我可以保证,哪怕退一万步,至少周恭帝在继位最初的二十年里,不可能去着手一统天下,天下百姓就要因此多吃二十年苦!因为周恭帝自己也好,当时的宰相范质等人也好,都必须等周恭帝先成年,掌握军心民心,然后才能有所举动。

而郭氏/柴氏当时有天下,累计也还不足十年,为了一个才占据河洛、河北和淮北之地不足十年的家族,就要让天下百姓多受至少二十年苦,他们有这个资格吗?

所以当周恭帝继位之时,周人便失去了天命,失去了德运,而不是等太祖被黄袍加身时,周人才失去的德运。这一点,本朝治史的先贤,却都没有看到。我自己每每读史书,少年时也曾为此不解,后来在太学苦读两年半,与师友切磋,才自行领悟了这一点,融会贯通。”

赵子称这番话,比前面的论述更加详尽,也鞭辟入里,陈东等人听后都不由陷入了深思。

而哪怕是在旁边看戏的赵佶,心中也一改此前看戏的心态,变得真心欣慰起来。

“原先哪怕是司马光,或者其他再心向我大宋的士大夫治史,也只敢说太祖的天命、德运来自陈桥兵变不曾流血、太祖是被人拥戴的。为了顺应天意,在被拥戴那一刻才有了天命。

若是按此子的说法,我大宋的天命却不是从被人拥戴、为了不流血结束那场拥戴才开始的,而是在柴宗训继位那一刻起,柴家就没了天命。而且按他的说法,道理还很通顺,为何之前百余年,就没人这么想过呢?”

赵佶也不由陷入了深思,良久之后,他才隐约意识到稍稍有些隐患,“不对!按照此子的解读,我大宋得天命的过程,虽然比司马光论述的过程,更加无辜、更加不容置疑,但也会留下一些口子。

那就是按照此论,《孟子》的地位会被进一步拔高,司马光修《通鉴》,评定儒家先贤时,已经一定程度上拔高了孟子的地位,而如若我大宋要以《孟子》的‘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来拓展正统之根源,岂不是要全盘承认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赵佶心中陷入了动摇,他不知道这个改变,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个问题牵涉太广太深,他不敢轻率判断。

他决定还是回去之后,跟其他心腹文臣商议切磋一下,或是跟那些治学的学术官讨论一下。

在宋以前,或者说从汉儒的董仲舒开始,统治者的“天命、德运”都是来源于天人感应的,来源于天意的改变。天意的改变有可能通过民意来展现,但民意终究只是天意的一个载体。

如果这样力度地推崇孟子,那么民心就不再是载体,而是天意和德运本身了。“是否符合人民利益”这个标准,会被拔高太多。对于一个崇信道教、喜欢谶纬、喜欢祥瑞的皇帝而言,可不是好事。

赵佶这些年来,一直指望以崇道和把自己标榜为道君皇帝、神仙下凡来加强其正统性和统治合法性。突然让他改弦更张以“是否对人民有利”来判定统治合法性来源,不是那么容易扭转的。

赵佶的这些自私自利思考,并不好明着说出来,因此他也不会下场反驳赵子称。

好在其他太学生多多少少会当赵佶的嘴替,他们的疑问和反驳虽和赵佶所想、所担心的并不完全相同,但也能有七八分重合。

众人消化了赵子称的言论后,陈东很快追着求教道:“那按照贤弟这番说法,当年后周是在周世宗驾崩之后,就非亡不可了?就因为他们在乱世,又只有少主临朝,主少国疑让天下不能尽快结束战乱复归一统?”

赵子称:“并非如此,大周的天命德运终结,并不是终于柴荣之死,而是结束于柴荣死时的决策。是因为他没有顺应天命,天是给过他机会的,是他自己没那么选。

如果周要有德,柴荣就该主动传位给李重进,柴荣不过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养子,并无郭威的血脉,倒是有皇后柴氏的一小半血脉,是柴皇后的亲侄。李重进则是太祖郭威的外甥,舅甥和姑侄,血脉之远近,也相若仿佛了。

而李重进若是也先改姓郭氏,认其舅太祖郭威为父,接替柴荣如‘弟终兄及’故事,以李重进在军中已有的威望,自然可以继续柴荣的大业,继续趁当时辽人昏庸之主在朝,收复燕云失地,并灭北汉余孽,再一统列国,不用像柴宗训继位那般,让天下人多等二十年。

又或者,如果柴荣觉得舅甥的血脉不够,他还可以将张永德与公主郭氏所生之子收养为己子,并传位给那个孩子。如此虽然也是幼主临朝,但却解决了两个问题:张永德与郭公主之子,辈分上比柴荣晚一辈,可以父子相继而非兄弟相继。

至于其弊,则是依然免不了幼主临朝,但这种幼主临朝却有一桩好处,那就是幼主的生父张永德依然可以掌握大军,总揽天下兵权,既然他亲生骨肉已经当了皇帝,想必张永德一把年纪了也不会再非要折腾造亲儿子的反。

不过无论是选择李重进一脉还是张永德一脉,必然需要在柴荣死前把另一脉清洗,以免两派相争。但柴荣为了他自己那七岁幼子的个人富贵,不肯如此,宁可让天下百姓多受二十年苦。

所以后周失天命,便是失在他做出那个决策的时候。尤其当年周太祖郭威,何其天下为公?郭威能够不顾自己血缘血脉的断绝,让柴家继子继承天下,只为了尽快一统,百姓少受苦,柴荣为何不能再学其养父的天下为公?

而太祖恰恰与之相反,太祖始终不顾自己血缘亲生血脉的荣辱,一切只着眼于天下百姓尽快结束痛苦。这才是言行如一,始终一致。

或许太祖晚年时,德昭太子也已经稍稍成年,二十余岁,可能有能力继续太祖未竟的事业,但德昭太子毕竟没有经过军中历练,也不知道其军中威望究竟如何,所以太祖不愿为了自己一脉冒这个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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