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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陪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去四川访问。

9月24日，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阐述中国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为以后中英两国政府的谈判定了基调。

1983年

1月12日，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强调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

2月，视察江苏、浙江、上海等地。

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6月26日，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谈话时明确提出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

7月1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出版发行。

7月8日，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提出，要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

7月19日，在北戴河同公安部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必须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

10月1日，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10月12日，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作《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讲话，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1984年

2月，在视察广东、福建后，肯定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并建议增加对外开放的城市。

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并于5月4日发出《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的通知，确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

6月22日、23日，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在同他们谈话时指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政策，不会变。

6月30日，会见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

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祝典礼上检阅部队并讲话。

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10月22日，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在谈到台湾问题时指出，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排除使用武力的承诺。这是一种战略考虑。

10月，多次谈话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根本政策；对内搞活经济，首先从农村着手。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现在改革由农村转入城市，改革包括工业、商业、服务业，还包括科教、文化等领域，是全面改革。

12月19日，出席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

1985年

1月19日，会见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代表团。谈话时说，中国的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的政策，是一项长期持久的政策。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

3月4日，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谈话时指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3月7日，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作《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讲话。随后作即席讲话，强调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3月28日，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谈话时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4月15日，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谈话时说，我们的经验教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5月19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各级党和政府要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强调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如果只抓经济、不抓教育，那里的工作重点就是没有转移好或者说转移得不完全。

6月4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国政府决定裁减军队员额一百万，并阐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国际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的两个重要转变。

7月11日，在听取中央负责人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指出，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要抓住时机，推进改革。

8月28日，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谈话时指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9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强调改革中要始终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和共同富裕这两条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干部理论学习。

1986年

1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强调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指出，不能不讲专政，这个专政可以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有力地对付那些破坏建设的人和事。

1月至2月，到四川、广西等地视察工作。

3月5日，对四位科学家提出的关于跟踪世界高技术发展的建议批示：“这个建议很重要，不可拖延。”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863”计划，“863”指1986年3月。

3月28日，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谈话时说，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我们依靠人民的力量，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4月19日，会见香港知名人士包玉刚、王宽诚、霍英东、李兆基等。谈话时说，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

8月，视察天津市。

9月2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就中苏、中美关系问题，台湾问题，改革和现代化建设问题等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9月28日，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决议草案时讲话指出，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9月至11月，多次谈话阐述政治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一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主要是指导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三是调动基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12月19日，在听取中央几位负责人汇报当前经济情况和明年设想时指出，企业改革主要是解决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

1987年

1月至3月，针对1986年底一些高等院校少数学生闹事，多次谈话指出，要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2月6日，同中共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

4月13日，出席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

4月16日，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讲话，阐述按“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对香港、澳门、台湾政策要真正能做到50年不变，50年以后也不变，就要保证大陆社会主义制度不变。

4月30日，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谈话时系统阐述中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在20世纪80年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达到500美元，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人均1000美元，实现小康。第三步，在下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实现人均400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6月12日，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谈话时提出，中国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在谈到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关系时说，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随便指手画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