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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南京陷落以后，日本攻势暂停，他们希望蒋介石不久就能投降。
当他们发现蒋介石并无放弃抵抗的迹象时，就又发动了新的进攻。当日本人深入中国内地时，千百万中国老百姓在他们到达之前拥挤在道路上，做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迁移。澳门和苏州在5月失守。6月，开封和安庆沦陷。
同时，在遥远的地方，日军决定试探性地进攻苏联远东军。1938年12月7日，日本驻苏大使要求苏联军队撤出朝鲜及苏联和中国的接界地区，宣称这个地区应归属“满州国”。在随后的军事冲突中，日军先是取得了胜利，接着又在8月11日被击退了。
对于蒋介石来说，从象征和心理意义上讲，最坏的新闻莫过于广州这个革命的城市不幸在10月21日失守。在城市陷落之前，敌人无休止的轰炸使3000人丧生。
四天以后，汉口这个临时首都陷落了。在10月25日这一天，蒋介石发表一篇讲话，他说：“尽管敌人暂时占领了武汉，但他们耗费了11个月的时间，伤亡数万人。他们占领的只是一片焦土和一座空城……从现在起，我们将全面开展抵抗运动。”
蒋介石曾想在岳阳建立临时指挥部，岳阳位于武昌和长沙之间，但是他发现这座城市大火冲天，用来制造焦土的火焰正在蔓延。他认为毁城为时过早，因此把两名高级军官送交法庭审判，予以枪决。(4)
依靠微弱的空军，中国人面对日军不断的空袭几乎无能为力。但是，1938年2月24日，中国空军在台湾的台北上空击落四架日机。5月20日，中国的大型单翼飞机向日本撒下很多传单，表明日本人没必要躲避中国人的空袭，中国人并不像日本人那样肆意屠杀和平居民。
这一年不仅对后退的中国人，而且对进攻的日本人来说也是艰苦的一年，霍乱和疾病使日本人损失惨重。
但是，在1938年年底，日本就宣布他们占领了有17亿人口的15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
日本还令人难以置信地宣布，作为死亡5万日军的代价，80万中国人在战争中被打死。此后，日本停止了大的攻势。第二年，日本也没有进一步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这种形势出现后不久，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安顿下来。他们的军队现在和海上断绝了联系，除了苏联的援助物资取道陆路从中亚和缅甸公路运进之外，他们完全处于战略上的孤立状态。
对于蒋介石的“大撤退”，日本军事战略作家末至磨在他20世纪70年代的著作《日本的血腥战争》中有这样的描写：
尽管中国军队由于武器落后、缺少训练而遭受重大损失，他们仍然拥有700万一线作战力量，不断骚扰日军，使他们疲惫不堪。
实际上，使日军很头疼的是中国军队“以撤退代替进攻”的战略。虽然存在着区域性的战斗和小规模冲突，但是一般说来，中国军队是以撤退（而不是进攻）来达到他们的战略目的。
中国领土“广阔而纵深”，中国军队行动迅速。
疲乏的日军追不上他们，特别是在供应线经常被切断之后。
正因为如此，中国军队的主力一直没有遭受决定性的打击。日军几乎是顺利地占领了城市、据点和铁路……但他们要照顾如此之大的地盘，这无疑是一种失败。
从中国军队的角度来讲，这当然并不是一种胜利；但从另一方面讲，也不是一个失败。中国人使战争向内地发展，从而在那里展开决战。
日本军队的传统战略是突破敌人的前线，把敌人劈成两半，进行迂回包抄和各个击破。但是这种战略对中国军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在日军突破之前，他们就会转移到另外一个阵地。从技术上讲，中国军人很有灵活性。
那时，有人建议日军应该缩小战区，主要驻守华北、南京和上海。
但中国军队遵守“撤退代替进攻”的原则，一旦日军撤退，他们就进行追击……结果，在这个有广阔土地的国家，一场战略对峙持续了四年半。
当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包括死于战时疾病，日军人员损失已达115万。
这份日本人的叙述有助于纠正这时侵华日军的声明，虽然作者错误地估计蒋介石想在内地进行“决战”。
这年年底，日本人又进行进一步的“和平”试探，这一次是由首相近卫文麿在12月22日发表公开讲话。他声称：中国正在为“新生”作准备，它现在可以加入新的东亚经济秩序。
这月初，早已和日本人有秘密接触的汪精卫企图说服蒋介石接受日本的条件。他做过两次努力，一次是在12月9日国民党中央政务会的一次会议上，另一次看来是16日他和蒋介石之间的一次情绪激动的私人会谈。
汪精卫的一个同伙陈公博后来披露，汪精卫曾两次很信任地对他谈了自己的想法，时间是1938年11月月初和月底。
在第一次谈话中，汪精卫告诉他，和日本人媾和的机会正在丧失。从谈话的内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蒋介石对此一无所知。汪还补充说，一旦时机成熟，他将离开重庆。
第二次，汪精卫通过一份电报要求陈公博从重庆到达成都。他告诉陈，中日之间和平的时机已经成熟。日本首相公布了下列原则：
1．承认“满洲国”。
2．在内蒙古签订双边反共产国际协定。
3．在华北进行经济合作。
4．废除外国特权和领事裁判权。
5．双方互不赔偿损失。
如果中国同意这些原则，日本将在两年内撤军。1938年12月20日，汪精卫离开重庆，假装到昆明去，但在烧掉自己的船后他到了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
在汪精卫的出走中，有一个让人迷惑不解的地方。
根据冯玉祥的说法，汪精卫的妻子两周前就带着全家和行李乘飞机离开了。那时，出入重庆的交通全部控制在军统局戴笠手里。普通的乘机旅行者要先登记，经过审查和批准，而高级官员则需要蒋介石本人的批准。
既然汪精卫和他的随员乘机去了昆明，在他离开之前戴笠怎能不向蒋介石报告呢？汪精卫不可能乘飞机“溜出”昆明，如果蒋介石想截住他一定会成功。
因此，后来没人能接受这种说法，即蒋介石本人对汪精卫要在南京建立一个傀儡政府的最后计划一无所知。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开除汪精卫。
在此前不久，即1938年12月26日，蒋介石拒绝了日本的条件。他反驳道：“日本强加给中国的所谓‘新生’，实际意味着一个独立主权的中国的灭亡和一个受奴役的中国的出现。所谓‘新秩序’的前提是中国沦为奴隶国家，并和日本一手炮制的‘满洲国’拴在一起。”
在对峙中，悲惨的一年过去了，但更多的考验即将到来。
(1) 抗日军政大学，在中国也简称抗大，前身是红军大学，原来的校长是林彪，校址设在延安地区。它是1936年2月宣布成立的，1937年4月1日开学。抗大宣布其宗旨是：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培养骨干，把中国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最大的卖国贼蒋介石”的叛逆行为所造成的灾难中拯救出来。——译者注
(2)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译者注
(3) 此处数字不准确。“南京大屠杀”中中国军民被害人数约为30万。—译者注
(4) 原文如此。—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