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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命运自定【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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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议和的最简单的办法是南京政府把统治中国的权力移交给广州政府。胡汉民虽然代表南京政府,但在这个问题上却站在左派一边,并认为蒋介石应该离开中国。

按照蒋一贯的辞职习惯,他准备下野,但不离开中国。

接下来是无用的争吵。最后,会议决定,在南京和广州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大”。

蒋介石答应等新政府一成立就立即辞职。两个会议按时在11月召开,当事实清楚地表明会议一无所获时,蒋介石便辞去了一切职务。那是在1931年12月15日。

在此前后,大约7万名大、中学生拥入南京。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他们的到来使得因日本入侵东北而引起的骚动达到了极点。

这些学生——从12岁到16岁不等——完全自发地在各城市开始抗议,要求马上对日宣战。他们用各种方法大声疾呼,必须把侵略者赶出去。

在一次学潮中,外交部长王宠惠博士受到重伤。11月底,大约12000名学生到达南京,并在政府大楼外宿营。他们要求见蒋介石,其他任何人都不见。

当时天气很冷,蒋介石考虑到在这种天气下停留在外24小时会把学生冻坏,于是他走到一个阳台上,向学生们发表了长篇讲话。

他说,学生们对政府的要求是有害的,也是无理的,他们应该回到学校去,政府会在适当的时候对付日本人。

由于寒冷和失望,这些年轻人便回家了。

但是,平静是短暂的。

在学生和警察发生冲突之后,许多学生被逮捕。

不久,更多的学生从汉口来到南京。蒋介石同样地“训导”了他们,他告诉这些学生,他们这样做会被日本人利用。12月的学潮规模更大,学潮的领导人决心也更坚定。一些来自北平的学生冲击了国民党党部和外交部。另一些学生则冲击了中央日报社大楼,捣毁了印刷厂和报馆。局势已经失去控制。

蒋介石命令南京的警备队包围了占据中央大学的学生。这些年轻的造反者在军队的护送下,一小批一小批地被迫撤离了首都。

就在这时,蒋介石“下野”了。他在蒋夫人的陪同下,离开南京,乘机前往一个未公开的地方,最后回到了位于浙江山区的家乡。

像往常一样,蒋介石的“下野”发生了奇迹般的作用。

1932年1月2日,政府郑重请求蒋介石马上返回南京,就连学生也请他回去。蒋介石平静地住在山区的家里,比平时更为繁忙。政客们向蒋介石发来雪片般的电报。另外两位离任的国民党领导人——汪精卫和胡汉民——也发来电报。这些电报都有一个共同的宗旨:急需制定“对日新政策”。

在这场日本人坚持称做“事变”的战争中,日军迅速地控制了东三省。

日本人策划了一个又一个事变,每一次都暗示着一场范围更大的战争。

日本人宣称在上海郊区的龙华机场也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件,据称一些中国人——为了方便起见,日本人没有说明这些人的身份——杀害了一名日本海员。日本领事馆随即向中国当局提出了事先拟好的一系列要求。日本舰队奉命来到这个大城市。很明显,上海面临着日本入侵的危险。

汪精卫和蒋介石都大吃一惊,汪精卫在上海一所医院里已逐渐恢复了健康,此时他起程前往杭州,蒋介石从山上下来与汪会谈。最后两人重归于好。这两个老对手在杭州谈了几天,接着便宣布他们要一同前往南京。1月25日,孙科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汪精卫继任。蒋则宣布他暂时不担任任何职务。但是他的出现无疑起到了安定人心的作用。此外,他不担任职务也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他从前的不抗日的命令现在便可以忽视了。

28日,日军向驻守在上海的中国军队发动了军事进攻。十九路军背水一战,英勇还击。当时他们面临着来自南京的阻力,由于缺乏物质援助,供应日益短缺,他们的战斗坚持了33天,只是在敌人的增援部队到达之后,他们才被迫撤退。

十九路军的指挥官是陈铭枢、蔡廷锴和蒋光鼐军长。

不久他们的名字和华盛顿及纳尔逊等人相提并论,被列入世界最伟大的民族英雄的行列。

蔡廷锴的名字成了一种香烟的牌子和其他一些货物的商标。

来自全国和海外华侨组织的捐款源源不断地拥来——大约4000万中国人捐了款——支持英勇的十九路军。

3月4日,中日在上海签订了停战协定。

这个协定很不得人心,签订协定的人受到了学生们的猛烈抨击。

在南京的蒋介石带着一种既悲伤又酸楚的复杂感情注视着这一切:悲伤的是日本进攻中国带来了新的耻辱;酸楚的是在战争中几位英雄声誉鹊起,而他却沾不上边。

淞沪协定签订两天后,蒋介石当选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当然的国民军总司令。他一上任就把十九路军调到福建——也许他暗地里希望他们能和共产党同归于尽。

南京政府至少做了一件事。

由于害怕武装抵抗,它至少宣布了抵制进口日货。这个运动得到了商人和普通消费者的普遍响应。

1931年9月至12月,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只相当于平时的六分之一。

但是,不管这个经济抵制政策执行得多么好,它都不能遏制日本人的进攻。

1931年的水灾更是帮了日本人的大忙,这场水灾使得一些地方军事长官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而援助东北守军的努力成为泡影,同时也显示了中央政府减轻人民苦难的重要性。习惯上被称为“老百姓”的普通人民在这年的洪水和灾荒中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

暴雨之后,决堤而出的长江与汉江汇合,大片土地被淹没。汉口的街道也曾一度被水淹没。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大约200万人被淹死。在这种“雨天”里,所有的村庄被吞没,只有数万家庭获救。洪水退后,痢疾、饥荒和霍乱开始流行。

在这场灾难中,许多人对“民生主义”的现状感到困惑不解,而国民党曾宣誓忠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当成千上万的人民死于非命的时候,国民党的政客们却在为职位和权力争执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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