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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人为官了，那他们就与朝廷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和以前有了很大的区别。
其次，商人子弟在三级学校读书的九年里，接受大明的教育，灌输的是忠君爱国、有国才有家的思想。
国都不在了，家还在吗？
在肯定是还在的，但被欺压、担惊受怕等等中渡过的还算是曾经的家吗？
有了这种思想的灌输，他们今后接手家族企业的时候也会将这种思想延续下去的，当国家遇见危机的时候，他们会帮助国家的。
当然了，这只是我们教育中最理想的状态，实际上在他们经商的过程中，商场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各类诱惑之下，能有一两成保持初心就不错了。
所以，我们还要通过其他方式，将他们与大明国运深度绑定在一起，诸如承建官道、码头等等，只要他们本金没有收回去，是不是就和朝廷绑定了？”
众人愣了愣，豁然发现官道的承建还有这一方面的功效在这里面。
大明官道有多少？谁都不知道。
商人有多少？很多，但是有能力承建官道的不算多。
只要朝廷控制好开放的速度，以目前的效率，五十年内都不可能修完的。
但是总有修完的时候，即便是修补、维护等，那也耗费不了多少的，到那时怎么办？
看着众人疑惑的神色，崇祯继续道：“朕想到了一个方法，开放国债，顾名思义，就是由国家发行的债券，以……”
正准备继续说着，崇祯忽然发现群臣的脸色有些难看，好奇问道：“你们这是什么表情，是不认同朕的做法，还是认为不可能绑定？”
“陛下，您这个想法很好，但不太现实！”
毕自严沉声道：“这种做法，历朝历代都有，但都失败了。”
“哦？你是想说债台高筑呢，还是想说汉顺帝、汉桓帝，或者说安史之乱的借商令？”
毕自严不由自主的点了点头，众人也是一脸的疑惑，既然皇帝能点出这么多史料，那就是有所了解的，怎么还提这个方法。
战国末年，周郝王为联合六国抗秦，向洛阳百姓和富商借银子，但战争失败了，无力偿还，只能躲进高台，形成了债筑高台的典故。
东汉顺帝时期，为应对地震和匈奴叛乱，下诏‘贷王、侯国租一岁’，即以诸侯国一年地租为抵押借款。
汉桓帝时期，对羌作战时采取‘减公卿以下奉，贷王侯半租’为军饷，大致意思就是扣减官员俸禄和借贷诸侯半数地租，后用皇室私库偿还。
刘宋文帝时期，为对抗北魏，向富户和僧尼强制借银子，大约为财产的征收两成半，承诺战后归还，但最终未兑现。
安史之乱时，朝廷没有银子了，唐肃宗计划向富商借超万贯的闲置资金；
“朕来说说历史上的这几个案例吧，首先周郝王，当时的周王朝实际统治地域就是洛阳周边，借款对象局限，更像是君主私债，以及汉桓帝用私库偿还。
这两者都是发行主体不明确，君主、国家分不清楚。
主体都不清楚，明明是救国的，为什么找君主要，没道理吧！
其次，都是临时性质的，有了战争的时候才想起来借款，没有形成可持续性，换做是你们，你们会借吗？
借了，那不是很明显的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吗？
不借，朝廷会不会找个理由直接清算一下？
朝廷是缺银子，但那也不是一个商人能抗衡的。
那些借银子的商人有几个是在借出去的时候是心甘情愿的、想着朝廷一定会归还的？以朕估算，一个都没有。
最后，偿还信用太低了，周赧王、刘宋等案例均出现违约，损害朝廷的信用。
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诚信，更何况是朝廷，信用丢失了那就等于丧失了民心。
上面所列举的案例总结出来就是危机驱动的临时筹资，而非系统性财政策略，具有低信用、强压迫性的特点。
朕总结的这些，诸位认可吗？”
众人连连点头，皇帝总结的非常到位。
随即众人又好奇了起来，既然皇帝知晓这些借款的问题所在，那么皇帝还未解释完的国债估计是可行的，那么怎么与国家绑定呢？
“而朕所说的国债是将这两点排除在外的，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可持续性、百姓自由购买的方式。
如果说国家信用很好，诸位想想，他们为什么要购买？”
“大明的未来，大明发展的越好，他们在海外的安全就能赚到更多的银子。”
“可靠的保证，大明强大，他们在海外的安全就能得到保证。”
“有利可图，诸如商鞅变法时从百姓借粮，到期后一石还一石半。”
……
“很好！”
崇祯点了点头：“因为看中了大明的潜力以及可带来的利益，这个利益有很多，诸如税率、利息、优惠等等，只要没有涉及底线和国家安全，都可以给。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国家的信用，唯有国家的信用足够，朕刚刚所说的国债才是有可能实行的，诸位觉得现在的大明的信用够不够？”
众人沉默了，眼中精光闪烁着，似乎是在衡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