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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本和德国首先将魔爪伸向了全世界，所以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好长时间没提我的那两个在英国留学的双胞胎大爷二爷了，三姑奶张歆韵曾多次给两个哥哥写信，但因为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中途一次又一次被“搁浅”跨国家书尤为艰难！
有文献记载:当时写信不得超过25个字，转手7个部门半年才收到，更多的信件犹如泥牛过海，杳无消息。
战火纷飞的岁月，一封家书就是抚慰心灵的一剂良药，虽然不能减轻肉体上的痛苦，但是给人精神上带来的愉悦和安慰却是无法衡量的。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让卷入战火的国家持续增加，随着世界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不少国家之间开始中断了通信邮路。这让分隔于异国的亲人之间，陷入了莫大的恐慌，家书往来成为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战事的扩大，莘莘学子在海外，骤然与亲人之间断绝了所有的联系。其实不光我的大爷二爷，还有数以万计的亲人都在心急如焚地期盼着来自家人的只言片语。
当时日内瓦的红十字协会，鉴于人们的这种迫切需求，开始尽力与各交战国沟通，在反复的交涉中，终于谋得了一丝希望：可以通信，但条件极为苛刻:
1、信件内容不得超过25个字，中文以汉字计数，其他语言以单词计数；
2、内容只能限于家庭问候，不能有关于任何政治战争等方面的信息；
3、信件不能封口，必须写在一种特制的表格中。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规定呢？
根据国际红十字协会相关工作人员的回忆，这主要是为了避免有些通信人员之间借着这个机会互相传递信息，泄露了重要的国家和军事机密。
25个字是经过慎重考量之后定下的，既可以让人用简短的语言表达清楚意思，又不会因为字数过多，增加红十字协会工作人员的负担，可谓惜字如金啊！
虽然各交战国同意通信，但并不是直接在两国间往来，而是全部要通过位于中立国瑞士的日内瓦国际红十字协会中转。
那么日内瓦红十字协会总部在二战时期所要经手的信件规模可想而知。
整整过了4个月的时间。然而4个月已经算是比较迅速的，还有的需花费5个月甚至半年。那如果要回信，再花上四五乃至6个月，算起来，一年之间，只能通信一次。
但祖国挣扎在内外交加的危难之中，留学生们甘愿放弃自己前途，共赴国难。加之国难期间，急需各种专门人才，留学生回国后，大都展其所长，为国家和民族贡献了忠荩和智慧。
他们虽然告别了那不幸的乡土,却难以沉潜于异国的书斋。祖国的危难时刻萦怀在他们的心坎，救亡的使命一直重荷在他们的肩头，国难不仅没有消解海外学子的爱国心, 反而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对祖国的凝聚力。这一点, 在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世界学生援助中国学生救国运动大会在伦敦举行。这次会议是由“留英中国学生会、伦敦中华学生会和全世界学生保障和平自由及文化联合会”3个团体共同发起举行的。
出席会议的有英法美等国家的51个学生团体的代表, 其中欧洲各国的中国留学生团体派代表出席者共有10个闭会后, 全体中国留学生代表又热烈讨论了向南京政府致电的内容等这些行动初步显示出全欧留学生走向联合的趋势。
到会者有英、德、法、瑞士等国的华侨和留学生代表, 共计450余人。大会宣布“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 全欧坑联”）正式成立。这是一个以欧洲为中心, 以留学生为主体, 联合全体工商学侨胞在内的抗日救亡团体
社交宣传：举行中外茶会、中外聚餐, 联络外国新闻记者和各国同情中国的团体和友好人士。如留学生遍访法国政府、各政党、工会、宗教机关和其他反法西斯爱好和平的团体, 总计40多个。
留英学生努力推动英国国会议员在上下两院提出对中日事件态度的质询, 推动英国工党在伦敦举行援华的示威游行。此外留欧学生多次派代表参加国际会议。
1936年3月14日, 留英中国学生总会、伦敦中国学生会与“ 全世界学生保障和平自由及文化联合会” ,在伦敦联合发起召开世界学生援助中国学生救国运动大会。同年8月底9月初, 留欧学生派代表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和世界青年大会。
文字宣传：出版西文刊物, 印发西文传单和小册子, 发表西文宜言等。留美学生出版了中英两种文字的《留美学生月刊》；留法学生出版了法文《中国青年》；留英学生出版了英文《中国新闻》；留德学生出版有英法德意4种文字的《中国通迅》；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出版有英法德种文字的《中国与世界》等。
此外, 留学生们广泛收集和整理国内寄来的材料, 为外国报刊撰写评论文章, 或将各种抗日消息，如西安事变发生后, 巴黎《小兰色报》主张列强瓜分中国, 留法学生立即用法文撰文驳斥！
近代以来, 华侨爱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由于华侨多是为生活所迫才往海外谋生, 在国外多从事一些比较低贱的职业, 文化程度低, 政治意识比较单纯。
相比之下, 留学生文化程度高, 政治上比较敏锐倘若联络和引导华侨, 无疑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然而自清未迄至年代, 留学生和华侨虽然同处异域,却甚少接近。
进入30年代以后, 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加剧,留学生和华侨逐渐由隔膜走向联合。
1936年1月,美国芝加哥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联合组织抗日救国会, 并于1月5日举行全芝加哥华侨留学生联合抗日救国示威游行。
该会分缄各地侨胞, 告以示威游行的意义乃“ 以励我民族精神以促我政府抗日政策,以壮我国际声威, 以杜只寇侵略”。在学生的推动下, 工商侨胞甚为踊跃。
共同奋起, 一致声援在纽约中国留学生的号召下, 华盛顿、费城、芝加哥、波土领、密西根、三藩市等地的中国留学生纷纷行动起来, 或致电北平学生联合会和南京国民政府, 声援国内学生的爱国行动或举行示威游行, 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
欧美留学界的一系列声援活动, 有力地配合了国内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 壮大了一二九运动的国际声势, 在海外华侨社会中起了带头和示范作用。
30年代中期, 东京中国留学生组织的进步文化团体多达数十个。成员达数百人。抗战爆发后, 这些进步留学生多数奔向了延安。
抗战时期, 到底有多少归国留学生奔赴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据地, 因缺乏统计资料无法确知。
他们大多学有专长, 有的还是学识渊博的博士硕士， 为以往中共人才库中所少有这样一批专门人才投奔延安对抗战时期延安的文化教育和科技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既造成全国人力物力的大流离、大漂泊，但又反过来使全国物力在大流离中实现了大动员，也使全国人力在大漂泊中达成了大聚合，人力的大聚合中, 最重要的人才的聚合。
国难召唤着数千漂泊海外的萃萃学子中断学业, 从世界的四面八方回到祖国的怀抱, 并聚集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 群策群力地推进民族复兴事业, 其情景之壮观, 其意义之深远, 在中国百年留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爱国学生们，始终将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豪言壮语奉为圭臬！
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为了祖国的生存、民族的解放，放弃海外较优越的生活条件，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同敌人浴血奋战！
我的大爷二爷张钰铎和张钰钟就在这些热血青年行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