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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克里米亚战争后
英国短暂休息了两年，便在全世界开启了新的一轮殖民狂潮，英属华裔外籍兵团而跟随着英国人的扩张殖民脚步，进入高加索地区，近东，埃及和南非，进入非洲象牙海岸，进入东南亚海峡殖民地，进入香港，新加坡，进入南亚缅甸和斯里兰卡，还即将进入阿富汗王国……
以英国为主导的老牌殖民者正在延续着盎格鲁-萨克逊人的荣光，将维多利亚时期的辉煌推向巅峰，确实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值得大唐王国认真借鉴和学习。
但是在国民精神领域，李察向来倡导以我为主，压制并打击国内的偏激言论，主张从厚重的华夏历史文化中汲取革新的力量，那就是《重振汉唐雄风论》。
老祖宗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可以让大唐王国挑挑拣拣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选择的继承和发扬汉唐文化精髓，形成独属于大唐帝国的民族精神。
以英国为主的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文化并不都是好的，只适合于文化底蕴不深厚的小国或者弱势民族全盘接受，绝不适合华人。
这是因为英国佬是信上帝的，宗教在蛊格鲁-萨克逊文化中占有核心位置，是其身上难以抹灭的鲜明烙印，体现在文化传承的各个方面。
想要，那么必须要接受西方宗教的洗礼，变成黄皮白心的“香蕉人”。
这对自诩为历史积淀深厚的“天朝上国”华人而言，无疑是羞辱祖宗，卖身投靠的叛逆行为，有辱家族门楣，为人所不耻矣！
自古以来
汉唐文化中就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用简单的比喻，反映出君和民的辩证关系。
《旧唐书·魏徵传》：“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正因为如此，汉唐时代的民众极有风骨，铮臣良相犹如过江之鲫，造就了鼎盛的汉唐时代。
相比较而言
蛊格鲁-萨克逊文化中就粗暴简单多了，宗教成为其中的精神支柱，笃信上帝的英国人逆来顺受，将一切的生活苦难归结“上帝的旨意”，所以英国一千多年的历史中，极少出现农民起义，缺少反抗精神。
封建领主抢走当地农民的土地，焚烧他们的房屋，强迫他们的妻子，压迫农民生活在水生火热中，只能用黑面包和土豆过着饱一顿饥一顿的艰难生活，英国农民也不会反抗而是请愿。
英国历史上有记载的规模最大农民起义，是瓦特-泰勒起义；
农民起义军一路北上，首先攻克了重镇坎特伯雷，这里不仅是英国南部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经济中心，也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区。
在这里，愤怒的农民起义军处死了残酷压迫民众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焚毁了大量封建官僚的文件，烧毁了一座宫殿，将贵族领主和教会屯集的财富和粮食分散给其它农民。
英国农民的起义纲领是：
国王要我们交4便士的人头税，我们真的没钱交，一定要找国王请愿取消人头税！
这就是他们的政治纲领，至于说颠覆王权，消灭残酷剥削的贵族领主和教会，成立农民当家作主的政权，这些英国农民根本没有考虑过，也不敢想，压根儿没这样的概念。
因为上帝不允许，宗教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1385年，十几万农民起义军包围伦敦塔，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只有几百个卫兵，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被迫无奈的英王查理二世假意说，要和起义军谈判，起义军领袖瓦特泰勒开心得不得了，赶紧跑了过去，然后就被国王的卫兵给杀了。
起义军依然没接受教训，得到国王召唤，另外一个起义领袖约翰-鲍尔也屁颠颠的跑过去，然后不出所料的被抓了起来，受尽酷刑而死。
随后，英王查理二世对农民们进行了公开讲话，主要有三点：
第一，马上就要收庄稼了，大家回去收庄稼吧，否则田荒了怎么办。
第二，我以国王的名义给所有人自由敕书，虽然杀我的卫兵抢我的财产，但我宽恕你们的罪行。
第三，你们的请愿我知道了，我会郑重考虑的。
尤其这第三点讲话真牛逼大发了，国王根本就没有答应农民的请愿，只是说我知道了，我可以考虑考虑
农民起义军一听都高兴坏了，觉得国王讲得太好了，那咱们也别在这待着了，赶紧回去收庄稼吧，于是十几万人立马鸟兽散。
随后，国王对失去组织的农民起义军进行了疯狂而血腥的报复
这就是英国历史上记载的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过程荒诞的让人难以置信。
归结其原因；就是宗教笼罩在每个英国人心中的巨大精神枷锁，禁锢了反抗精神。
作为强盛的世界霸主和率先进入工业化的国家，英国的工业经济产出占据世界1/3，殖民地遍及全世界，经济实力毋庸置疑的强大。
可是，就在几年前刚发生的“爱尔兰马铃薯大饥荒”，前后持续近5年，有100多万爱尔兰人生生饿死，凄惨情景不忍赘述。
这是盎格鲁-萨克逊文化无情的另一面，别说他们不把殖民地的人当人，就是英伦三岛的自己人，剥削起来也毫不手软。
看一看英国争取工业革命初期的“圈地运动”，令大量的英国农民失去土地，只能被迫前往工厂谋取一份艰辛的工作，每日长达十几个小时的艰苦工作，只能换来三块面包。
无良的英国工厂主为了降低成本，大量雇佣八九岁到10来岁的童工，每天只需要给一片面包就可以了。
甚至有些丧尽天良的工厂主，雇用只有五六岁的童工，只是因为这些儿童吃的更少。这是道德的缺失，做人没有一丁点底线，让英国白人工厂组唯利是图地残酷压榨同胞。
传承英国白人精神的澳大利亚，直到1967年才立法承认“当地土著人是合法的人类”，而不是可以随意奴役猎杀的野兽，由此可见一斑。
千万不要被后世欧洲的白左文化所蒙蔽，也不要被欧洲人倡导的“人权理念”左右，在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中，从来就没有“同情弱者”这个说法，这都是后来富裕起来的欧洲人，闲的蛋疼弄出来的东西，可以彰显他们高人一等的优越性。
这样的文化，可不是大唐王国需要的强国文化。
那大唐王国需要什么呢？
其实在老祖宗的文化传承中就有太多选择，杜甫诗云：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公元632年
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审查复核死刑案件时，卷宗中有近四百个死囚，他担心有冤情，唐太宗便挨个与死囚交谈，死囚都说自己犯了死罪，死有余辜，量刑公平，不冤枉。
唐太宗听后很受感动，因为死刑都是秋后处决，就对这些死囚说；
我和你们立一个君子之约，现在是冬天，放你们回去过春节与家人好好团聚，来年秋收之后，咱们再在这里集合。
四百死囚感激涕零，高高兴兴回家了。
第二年秋后，这些死囚都回到了大理寺监狱，没有一个逃跑或隐藏的。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197卷记载：
辛未，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球来就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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